罪與罰：我們需要的是「問責國家隊」

前兩篇談的是結構——米糠油四十七年的陰影，以及中聯苯駢芘案背後那條「便宜與安全互斥」的供應鏈。這一篇要問更尖銳的問題：當結構性風險終於炸開，誰該負責？負什麼責？而我們的法制，到底追不追得到該追的人？

英國食品標準局（FSA）與蘇格蘭食品犯罪與事件單位（SFCIU）合編的《Food Crime Strategic Assessment 2024》，把「食品犯罪」定義為「食品供應鏈中的重大詐欺與相關犯罪」（serious fraud and related criminality within food supply chains），並拆解成七種技術類型——竊取、非法加工、廢棄物回流、摻假、替換、不實標示、文件詐欺——反覆強調一件事：食品犯罪幾乎從來不是單一技術，而是多種手法交織；而「不實通報、文件造假」往往是掩護其他犯罪的關鍵一環。

用這套國際基準線回看中聯案，會看得更清楚：這不是「一批油驗出超標」這麼單純，而是「問題原料、問題製程、已知超標、延遲通報、虛報產量」五件事疊在一起——這正是國際定義的、帶有掩蓋性質的食品犯罪特徵，而不是可以用「行政疏失」四個字帶過的意外。

這次事件，最常見的媒體標題是「創食安史上最高罰款」——食藥署對中聯開出 1 億 6,520 萬元罰鍰（依《食安法》第 15 條情節裁罰 1 億 1,520 萬，另依《食安法》及《行政罰法》就違反通報義務加重 5,000 萬）。數字很唬人，但把它放進這起事件真正的成本裡，就會發現：這筆「天價」，其實沒有嚇阻力。

這批 1,300 公噸（事實上批次數字還在增加中）的問題油，流向 360 餘家下游業者、逾 400 項產品，波及 1,300 餘所學校午餐與無數超商鮮食、連鎖餐飲。它造成的，是一級致癌物的健康風險、整個大豆油品類的信任崩盤、上千家下游業者的下架回收損失、以及無數家庭的恐慌——這些外部成本，遠非 1.6 億元所能衡量。當罰款遠低於「作惡的潛在利益＋外部傷害」，罰款就不再是嚇阻，而只是一張「做壞事的入場券」。

更深層的問題，是台灣政府的行政邏輯：每逢食安風暴，官員的標準動作就是「開出重罰」，然後把責任全部推給業者。彷彿只要罰單開得夠大、數字夠聳動，政府自己就完成了任務、可以卸責。這不是「依法治國」，而是「以罰治國」——用一張張高額罰單，掩蓋監管失能的本體。

最荒謬的是下游業者的處境。那些合法向大廠進貨、根本無從得知原料油超標的加工食品廠、餐廳、團膳，如今卻要因為「販賣含致癌物的加工食品」而被下架、回收、甚至受罰。他們既是受害者，又被當成加害者。

這違背了一個最基本的原則：政府應當保障人民「合法購得的商品」具備基本安全。如果連向合格登記大廠買來的原料都可能有毒，卻要求每一層下游都自行「層層檢測」才能免責，那等於把政府該負的源頭把關責任，轉嫁成整個產業鏈沒完沒了、也不可能負擔的檢驗成本。這條路走到底，不是食安，而是全民陪葬。

先把已發生的事實擺出來（截至 2026 年 7 月中旬，仍在偵辦中）：

• 行政罰：中聯 1.65 億元（史上最高）；下游依延遲通報，泰山遭彰化縣衛生局罰 600 萬、南僑遭台北市衛生局罰 300 萬、福壽累計 900 萬、福懋 300 萬。
• 刑事：台中地檢署搜索中聯、福壽、福懋、泰山四家公司六大油廠，將高層共 11 人列為被告；中聯總經理余凌沖遭聲押禁見，其餘以 50 萬至 2,000 萬元不等金額交保。
• 罪名：過失製造、加工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物質之食品罪、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罪，以及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文書罪。

值得停下來看一件事：業者這一關，台灣現行法制其實追得到。最高罰款、押人、多罪併辦，行政與刑事兩條線都動了。真正的破口不在「對業者不夠重」——而在下一節要談的、國家公務員問責這一關。

解決食安問題的關鍵，從來是「事前預防」重於「事後檢測、補破網」——而事前預防，正是《食安法》最核心的精神。

《食安法》第 2-1 條白紙黑字寫著（摘要）：

這條文寫得可以說是滴水不漏：由最高行政首長（行政院長、直轄市長、縣市長）親自召集、每三個月開一次會、決議每季追蹤管考並對外公告。它把「跨部會協調」「預警制度」「稽核制度」全部入法，正是「預防重於治療」的立法精神。

這正是需要被公開檢驗的地方。依衛福部食藥署官網對「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」的沿革說明，該會報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、衛福部長擔任執行秘書，且每 6 個月召開一次——與母法要求的「院長召集、每三個月一次」明顯有落差；查其公開會議紀錄，2024 年（113 年）的會報也是以「第 1 次」「第 2 次」的半年一次節奏在開。

如果查證屬實——法定「院長召集、每三個月一次、每季管考公告」，實務卻是「副院長、每半年一次」——那麼問題就非常清楚了：法不是不完備，法是被架空了。一部把「預防」寫得如此完整的法律，若最該親自坐鎮的最高首長都沒依法定頻率召集，那麼再多的「食安五環」「食品雲」都只是在下游補破網。

值得每一位行政院長、直轄市長、縣市長警惕的是：第 2-1 條課予的是首長「應」設會報、「應」召集、「應」每季管考公告的作為義務。當這些「應為」而「不為」，一旦釀成如中聯案這般波及上千所學校午餐的重大災害，首長就不再只是「政治上該不該下台」的問題，而可能觸及《刑法》第 130 條「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」與瀆職相關罪責的討論空間。

換句話說，這條看似冠冕堂皇的法，其實已經替怠於執行的首長，埋下一道法律責任的伏筆。未來若要修法，重點不該是再擴一次權、再編一次預算，而是把「問責」講得更硬——明確各級、各部門機關的負責層級與職位，讓「首長沒依法召集會報、沒落實管考」有具體、可追究的後果。道理很簡單：首長重視，下層才不得不重視。

政府每逢風暴就喊修法、喊建系統。但這些花大錢的系統，執行成效如何？就在 2026 年 7 月 15 日——中聯案延燒期間——立法院財政委員會的食安專報，給了一份難堪的成績單。

依審計部資料，「食安五環」由衛福部、教育部、農業部、環境部、經濟部等部會編列執行，2025 年度（114 年度）預算合計約 47.53 億元，執行數約 34.98 億元，執行率僅約 73.6%；審計部解釋，主因是食藥署興建「食品藥物國家級實驗大樓」計畫工程多次流標。荒謬的是，多個年度的三個關鍵數字幾乎一模一樣——年復一年，同一批缺失，在原地打轉。

而綜觀近年規模，中央食品安全相關預算（含前瞻特別預算）從 2019 年度的 55.3 億元，一路成長到 2023 年度的 95.33 億元，增幅逾七成。錢，一年比一年多。

錢多，問題依舊。審計部這次點出「食安五環」有 8 項待改善缺失，包括：

• 業者未落實主動通報
• 未依規定取得第三方驗證
• 食品邊境查驗人力不足且流動率高
• 國際食品警訊處理未盡妥適
• 校園食品三級管理待強化
• 實驗大樓興建執行不周

最刺耳的一句話來自質詢現場：立委郭國文直言，這些問題「審計部過去都提過、都發現了，但行政部門遲未解決，三個月又寫一次，問題還是問題」；他並點出稽查人力長期不足：

至於斥資約 10 億元的「食品雲」，這次仍被詬病無法即時發揮效果，下游流向還得靠「人工」逐一比對——而監察院早在 2020 年就已就食品雲「資料勾稽運用未盡周妥」提出調查報告。五年過去，同一個問題還在。

把這些擺在一起，結論殘酷而清楚：問題不在「法令不完備」，而在既有政策、系統、預算「執行不到位」。舊債未還，先債免談。

要讓公務員與首長也「觀法如爐」，就得把國家可能承擔的責任講清楚。台灣現行法制下，至少有三條線：

先用一句話總結整節：先進法制的共同點，是把「預防」變成業者跑不掉的法定義務——這正是台灣第 2-1 條的立法精神，卻在執行面被架空。

台灣是大陸法系，母法只訂通則，把細節授權行政訂子法（施行細則、準則、限量標準等）。這設計本身沒錯——問題在於，當行政部門「有授權卻不作為」時，母法罰得到業者，卻幾乎罰不到那個「該訂標準沒訂好、該查驗沒查、該通報壓下來」的行政環節。這次苯駢芘的限量標準（2.0 μg/kg）是有的、強制檢驗義務也是有的，破口不在沒有法，而在法沒被執行，且對「不執行的人」使不上力。每次修法都是行政部門受到更多預算、更多職位的「獎勵」，在此負向激勵機制下，食安問題越多，主管機關就有更多的錢與權，而且完全沒責任，何樂不為？

歐盟食品法制的骨幹是 2002 年《一般食品法》（Regulation (EC) No 178/2002），確立三件事：全鏈可追溯性（第 18 條，業者須能「上一手、下一手」全程追溯）、業者的初級責任（第 17 條，食品安全首要責任在業者）、以及設立歐洲食品安全局（EFSA）與食品飼料快速預警系統（RASFF）——後者讓任一成員國一驗出問題產品，能在數小時內向全歐通報、跨境下架。日本則以《食品衛生法》搭配 2003 年因應狂牛症（BSE）制定的《食品安全基本法》，把「風險分析」入法、設食品安全委員會，並全面推動 HACCP 制度化。

兩者的共同點，正是台灣最痛的一課：「發現問題→即時通報→跨域下架」是被寫進制度、由公權力驅動的心臟，而不是仰賴業者良心。對照中聯案「五月中旬已知超標、卻拖到六月底、七月初才陸續通報」的近二十天空窗期，歐盟 RASFF 的「數小時通報」正是台灣該補的制度。

2011 年美國《食品安全現代化法》（FDA 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, FSMA），是這場比較裡最值得台灣參照的樣本，因為它代表一次典範轉移：把食品法的重心，從「事後查驗、事後召回」整個移到「預防為本」。核心工具包括：

• 危害分析與風險預防控制（HARPC）：要求業者建立以危害分析為基礎的預防控制計畫。
• 外國供應商查證計畫（FSVP）：要求進口商為自己進口的每一項原料負「查證」責任。
• 強制召回權：賦予 FDA 直接命令召回的權力（過去只能「請」業者自願召回）。

這對中聯案的啟示極直接：台灣的問題黃豆幾乎全數仰賴進口，若比照 FSVP 的精神，進口商／油脂廠對境外原料負有法定查證義務，那麼「原料端出問題、我不知道」就不再是免責之詞，而是責任的起點。這與歐盟「業者初級責任」殊途同歸——都在把「預防」變成業者跑不掉的法定義務，而不是出事後才來追究。

大多數台灣人都認為中國食安不行，但比較一下：在中國，這種規模的食安事件，被辦的往往不只是業者，還有監管官員本人——而且是刑事責任。

• 對業者：中國《食品安全法》以「罰則明確、額度極重」著稱，並有「假一賠十」等懲罰性賠償；歷史上三聚氰胺毒奶粉案更有主要責任人被判死刑的前例。
• 對官員（關鍵差異）：中國《刑法》第 408 條之一設有專門的「食品、藥品監管瀆職罪」——負有食藥安全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，濫用職權或玩忽職守、造成嚴重後果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；特別嚴重者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。公開判例中，確有動物衛生監督所所長因放鬆監管、通風報信，讓病死豬肉大量流入市場而依此罪判刑的實例。
• 政治問責（法定化）：中國《食品安全法》「法律責任」章更把「引咎辭職」寫進條文；2008 年三鹿毒奶粉案，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、石家莊市委書記等一批官員因此去職，形成當年著名的「問責風暴」。

這些監管、認證機構平時靠此賺錢，當然有連帶責任。但這個對比逼出一個台灣無法迴避的提問：當對岸連「失職官員」都設了專門的刑事罪名與法定辭職機制，台灣為什麼只有一套幾乎用不上的「廢弛職務釀成災害罪」，讓監管失能永遠只停在「行政檢討」，幾乎完全沒有問責？

問題從來不是「有沒有捐政治獻金」，而是「檯面上」還是「檯面下」。

依《政治獻金法》，企業循合法管道、具名捐贈、並向監察院申報、供公眾查詢的政治獻金，是民主政治正常運作的一環——它攤在陽光下、可被監督、可被課責，這樣的政治參與非但不該汙名化，反而正是我們應該鼓勵的方向。

資料來源：監察院政治獻金公開查詢平台。跨黨派、具名捐贈，依法申報，公開可查。

與陽光下的政治獻金相對的，是那種不具名、不申報、走檯面下、與具體行政作為掛鉤的「紅包」——那才可能構成《刑法》瀆職章的行賄、受賄，也才是食安治理中最該被揪出的毒瘤。因為它換到的往往不是「政治認同」，而是一次睜隻眼閉隻眼的查驗、一張本不該過的許可、一份被壓下來的通報。

也因此，面對「其他涉案企業有沒有政治獻金往來」的疑問，正確的問法不是「誰相信沒有？」這種代替司法定罪的反問，而是：公開資料中若查無某公司的申報紀錄，那更該追問的是——它與相關官員之間，是否存在任何「沒有攤在陽光下」的往來？把火力對準「檯面下」，而不是誤傷「檯面上」的合法捐贈。

泰山董事長劉偉龍於 2026 年 7 月 14 日聲明，除全面停售大豆油外，承諾捐助 3,000 萬元，由「主管機關委請具專業、公信力及適當資格的單位統籌運用」於食品安全檢驗設備、人力之擴充。這筆錢，用「比例」和「角色」兩把尺一量，就顯得尷尬：

• 比例上：苯駢芘這類多環芳香烴需高階質譜儀器才驗得出，3,000 萬對建置一套完整的高階檢驗量能而言，可能連一套像樣的設備都不夠——象徵意義遠大於實質。
• 角色上：這筆錢是在司法偵辦期間，由「被監督的業者」出資、交給「監督它的主管機關」統籌運用。即便完全合法、完全善意，這種「受監督者出錢、給監督者花」的安排，本身就存在難以迴避的角色錯亂與觀感問題——它究竟是「為食安盡一份心力」，還是風暴中的一次公關操作？

這個問號，理應由主管機關以「是否受贈、如何專款專用、如何全程公開」正面回應，而不是含糊帶過。

台灣的食安治理，長期陷在一個循環裡：風暴 → 修法 → 權錢擴編 → 下一場風暴。每一次都說「法令不完備」，每一次都加重對業者的罰則，卻幾乎從不碰國家監管環節本身的責任。這一篇想主張的很簡單：

• 業者要觀法如爐——最高罰款、押人、多罪併辦，這個方向是對的，該辦就辦。
• 公務員與首長也要觀法如爐——監管失職不能永遠只停在「行政檢討」。若真要修法，重點不該是再擴權、再編預算，而是明確各級、各部門機關（含行政院長、部長、地方首長）在食安鏈上的「負責層級與職位」，讓「該訂標準沒訂、該查驗沒查、該通報壓下來、該開的會報沒開」的每一個環節，都有具體、可究責的人與罰則。
• 舊債要先還——食安五環的執行率、審計部年年重複的同一批缺失、十億食品雲的空轉，這些帳不清償，任何新法、新預算都只是把問題往下一屆推。